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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史言“羌中畜牧甲天下”所指正是現在的以甘南地帶為主的青藏東部廣大地區。青藏高原的東部，有遼闊的草原,優良的畜種,歷史上,畜牧業是青藏東部的重大產業，也史言“羌中畜牧甲天下”所指正是現在的以甘南地帶為主的青藏東部廣大地區。青藏高原的東部，有遼闊的草原,優良的畜種,歷史上,畜牧業是青藏東部的重大產業，也是甘南藏區的基礎產業，居住在這片草地上的各族人民,千百年來在艱苦的自然環境中,用勤勞和智慧譜寫了畜牧業的歷史,積累了豐富而寶貴的經驗。

 

 

　　距今約五千年左右，我們的祖先已在洮河、大夏河、白龍江流上游域繁衍生息，也就是甘南有古人類開始生產生活。在距今5000—4000年的時期，即青銅器時代，4.4萬平方公里的甘南土地上，留下了大量的馬家窯文化和齊家文化類型的遺跡、遺物。如舟曲的瓜咱坪、掌坪，迭部洛大翠古磨遺址，卓尼洮硯納兒，臨潭總寨廟臺子等，出土了大量的石器生產工具、長柄有肩鏟狀器、刮削器以及勾葉圓點陶片、雙耳圈足紅陶罐、鳥眼圈線弧紋彩陶片等等。

 

　　從上述遺跡、遺物測定考析，活動在青藏東部土地上的遠古先民,他們是靠打獵生存的，獵物也是基本的生活資料。1987年，在合作市紅土尕莊發掘的一千萬年前的犀牛化石，瑪曲縣出土的披毛犀和象牙化石等，證明一千萬年前，這片土地上生活著動物種類。從臨潭陳旗吊坪出土的一些石球和各種禽獸骨骼殘骸，與陶器上魚、鹿、牛等動物的圖案，也可讀出古代人類在甘南的生活輪廓，反映了母系氏族時期在甘南發展的生產生活面貌，說明了狩獵技術已經有了進一步的提高。當然，青藏東部廣垠的草原、浩瀚的森林及縱橫交錯的河流，為遠古先民們提供了狩獵的優良場所。

 

　　在母系氏族晚期，青藏東部地區的人類，雖然改變著“身著樹葉、饑食野味、夜宿洞穴、茹毛飲血”的生活，開始逐步走向文明。但那時，還未掌握馴養動物與家畜飼養的經驗，狩獵依舊是基本生產，生活資料仍就是獵取肉食、乳類和毛皮等。夏朝時，居住在青藏東部的羌氐（由戎演變的民族）部落，生活來源仍以原始的獵取為主，這在《禮記·五制》中所記，羌人過著“披發衣皮，有不食粒者矣”。他們頭上散亂的長著長發，身上披著動物皮，不吃五谷糧食。

 

　　在《帝王世紀》中所寫的遠古傳說“神農人身牛首，馴養家畜”，這一反映父系氏族公社時期家畜飼養活動、成了人類生活一部分來源的事，是指包括生活在黃土高原的羌人在長期的狩獵活動中，積累了馴養動物的經驗；以最早的養豬、牛、羊，逐步發展到養馬、養犬、六畜并舉。但這不是指青藏高原東部（包括甘南）的牧養生產。

 

 

　　那么，青藏高原東部的牧養業是從何時開始的？根據《后漢書》《史記》《左傳》等權威史典所記，青藏東部的畜牧業生產最早也出現于商周之后或春秋末期。

 

　　根據《后漢書·西羌傳》：“羌無弋爰劍者，秦厲公時被秦所拘執，以為奴隸……后亡入三河間，諸羌見爰劍被焚不死，怪奇為神，共畏事之，推以為豪”。是說一個羌族名叫無弋爰劍的人，秦厲公時因戰爭被抓為奴隸。在秦國期間學到了許多耕種牧養的生產技能。一個偶爾的機會，他逃出秦國，秦兵追捕他時，用火燒攻。但他藏在洞內未被燒死。至夜晚月光下，洞口出現光環和老虎等虛像。追兵認為太神奇而放棄。后無弋爰劍逃至青海東部和甘南等地，土著羌民認為很神奇，被推崇為首領。

 

　　上述古文還記載：“河湟間，少五谷，多禽獸，以射獵為事，爰劍教之田畜，遂見敬信……”文中說到秦厲公（前476年—前447年）時，黃河、湟水、析支河曲（古文中的三河）的這片流域間五谷糧食缺少，飛禽走獸很多。那時，生活在這片青藏高原東部的羌民們，終年以射獵為事務，還沒有牲畜飼養的原始畜牧。無弋爰劍進入青藏東部這片遼闊的地域后，將自己在秦國做奴隸時所學的牧養技術，傳授給長期靠狩獵而生活的土著羌民們。

 

　　由此得出，青藏東部包括甘南的畜牧業生產，最初始于春秋戰國時代初期，開始了牧養牛羊。也就是說春秋戰國初，從秦國逃出的無戈爰劍流入青藏后，給羌部廣泛地傳授了簡單的畜牧業生產技術，青藏東部的羌民們從而將終年以打獵為事務的生產生活方式，改變為以牧養為主、獵取為輔的生產生活方式。誠然，這一歷史性的大轉變，有力地促進了青藏高原社會生產力的發展。隨之，羌人地區“綿延千里，所居無常，依隨水草，地少五谷，以產牧業。”這一記述就是青藏東部羌族開展牧業生產的真實畫面。

 

　　據1976年出土的《敦煌藏史殘卷》記載：“乜尺贊布為六牦牛之王，馴馬匹，遷移時，可以馬代步”。乜尺贊布是西藏的第一個藏王，藏族有歷史記載的時代也是從他開始的，其時相當于西漢漢宣帝五鳳元年即公元前57年。在這一時期，馬被馴為家畜，由藏族所牧養。古代藏文獻《五部遺教》《嘛尼成繃》中載：“馴服兇猛的野牦牛，曾是古代藏王從事的活動之一。”由此看來，在馴馬的同時，牦牛也成為藏族所牧養的家畜了。

 

　　各種歷史資料說明，青藏東部畜牧生產比中部和西部要早400余年，或者整個大青藏就在春秋戰國時已有了牧畜和農事。

 

 

 

　　據《史記·貨殖列傳》記載：“天水、隴西、北地、上郡與關中同俗，然而有羌中之利，北去戎翟之畜，畜牧為天下饒”之稱，說明了秦末漢初時甘南等地的畜牧業，已發展到了一定的水平。東漢時，據《西羌傳》載，羌在甘青一帶的草原上過著“所居無常，依隨水草”的生活，生產上以牧畜為主，牧養馬、牛、羊、豬等家畜；生活上以獵取為輔。

 

　　到三國時(臨潭、卓尼屬魏國，迭部、舟曲屬蜀國，碌、瑪、夏、合是羌部)，生活在青藏東部的羌族仍以放牧牛、羊、馬等畜為主；當時的三國之爭戰，也常在甘南等地買馬充軍士之需。曹魏為了發展畜牧，對羌族實施懷柔政策，在今瑪曲縣齊哈瑪杰力河的摩崖石刻，保留下來的魏晉時游牧民族的巖畫上，就有獵人、牧民與牛、鹿等圖案，其畫面生動地反映了青藏東部先民放牧和狩獵的生活。

 

　　根據歷史學者謝成俠著的《中國養馬史》載：“遠在北魏（386年—534年）時有吐谷渾部落，由遼東進入青海、甘南等地區……居留很久”，吐谷渾部落來到甘、青、川交界地即河曲流域，那里地廣山小，水草繁茂，適于放牧。又有《北史·吐谷渾》載：“到來春牧之，馬皆有孕，所生得駒，號為龍種，必多駿異。”這說明吐谷渾移民來到青藏東部后已掌握了這里的地勢、水草及對小馬駒發育、成長有一定影響的放牧方法。經過雜交改良培育出了一種馳名南北朝的叫青海驄的良馬。

 

　　到了唐代，河曲地區牧養的馬稱吐蕃馬或吐谷渾馬，甘南大部分地區已成為唐朝養馬的基地之一。據《新唐書·兵志》載：“天寶十三年（754年）六月一日，隴右群牧都司奏：‘馬、牛、羊、駝總605600頭匹，牛羊駝遍布各道。’”這時甘南地區,牛羊遍野，牧畜興旺，民間養畜以牛羊為主，羊有綿羊和山羊，牛有牦牛。

 

　　據《敦煌吐蕃文書論集》載：貞觀十五年（641年）文成公主入蕃，帶來了黃牛、騾等畜；由她傳授，吐蕃開始制造酥油、干酪和酸奶。那時，牦牛是吐蕃和甘青廣大地區的主要生產工具和生活資料。當時，西藏的《論馬寶珠》和《醫馬論》等獸醫著作已相繼傳到青藏東部的甘南，對推動甘南等地的牧業發展，起到了積極的作用。由于甘南碌、瑪、合、夏一帶地勢寬闊而平坦，是水草鮮美的天然牧場，因而，“‘安史之亂’后，吐蕃陷隴右，奪隴右全部馬匹……”徙養在今甘南等地。總之，在唐時，青藏東部尤其是甘南畜牧業已經得到了很好的發展。　

 

 

　　到宋元明清時期，朝野上下已有“洮州之馬聞天下”的所記。據《宋史·馬政》與《宋史·貨志》所記：“熙寧七年（1074年）派人入蜀，將茶運到河地搏（換）馬。洮馬（臨潭、碌曲、瑪曲、夏河等縣年產之馬）一月到兩月來一次，疊馬（今迭部、舟曲等縣所產的馬）三月或半年來一次，番馬（青海、西藏等地產的馬）一年才到一次。洮疊兩地所產的馬皆為良馬，其他諸馬為劣馬，故有‘洮州之馬天下聞’之美稱”。在宋代，甘南及青藏東部地區民間，除養馬換茶滿足生活需要之外，還牧牛飼牛、羊、犬、豬等牲畜。至北宋末年，宋金爭奪不休，洮河等地時失時得，宋王朝南渡以前，洮州等地的蕃馬，皆成上品。

 

　　金王朝占領洮西地區（甘南大部分）后，在洮州（今臨潭）設置“榷場”，“皆設場官，嚴歷禁，廣室字，以通二國之貨，歲之所獲，亦大有手經用焉”。當時貿易項目有十多種，其中有馬、牛、羊等畜產品。

 

　　公元十一世紀初，在甘青地區興起了一個東吐蕃口角斯羅的地方政權，甘南牧區地方基本上都在它的控制之下，這階段將近一百年之久。口角斯羅的牧民以飼養羊、馬、牦牛為主。他們有經營牧業的傳統和豐富的生產經驗，尤其善養馬；此外還有犏牛。元祐元年（1086年），邈川（今青海東部）大首領溫溪心向北宋進貢犏牛，口角斯羅諸部族以牲畜作貢品。在口角斯羅政權時期，甘南及青藏東部牧業經濟的繁榮與部族興衰緊密關連。

 

　　公元十二世紀初葉，蒙古族崛起。青藏東部的大部分地區，皆為元放牧之地，據《元史·馬政》載：“……吐蕃一十四道牧地，養牛、羊、馬、犬、雞等畜，設群牧所，隸太府監，甘肅中書省官牧設于夏河甘加等處。”元朝在這里牧政的經營方式，完全不同于漢、唐的牧監制，在牧區采取大群放牧，自由交配的方法。

 

　　在明代，甘南地區設洮州茶馬司，租界、促進交易藏馬。據《明實錄藏族史料集》洪武十六年（1383年）五月載：“改洮州、河州茶馬司為正九品，設大使，副使各一人，”凡上等馬可換茶四十斤，中等馬換三十斤，下等馬換二十斤。據《洮州廳志》記：“洮州衛，火巴藏、思鬧日等部，納馬三千五百匹。永樂十一年（1313年）令藏族以馬為地賦，實行計地貢法，規定。凡屬于三千戶者、戶貢出馬一匹，四千戶者、則四戶貢馬一匹，各土官衙門，秋糧各依原認數目析納馬匹。”這時，甘南藏區及青藏東部牛、羊、豬等畜牧飼養也十分普及。

 

　　明代的青藏東部畜牧業發展已具較大規模，據《明實錄藏族史料》永樂八年（1410年）十一月記：“……陸續收到河州衛各番族馬七千七百一十四匹……已選配牝馬一千四百三十四匹，發陜西、甘肅二處苑馬寺孳牧。今以馬六千二百八十四匹送北京，命太仆寺牧養。”管中窺豹，由此可見，其時的青藏東部南牧業是何等的興旺。《明實錄》正統十三年二月辛酉：“陜西洮州茶馬司奏本司額收四川官司茶三年一次，易買番馬三千匹……”此馬多是青海、甘南之地所養之馬。

 

　　清襲明制，在順治初年，于洮州等地設五個茶馬所，由陜西茶馬御史管理，招商轉運川陜茶葉交換藏馬。那時洮州有馬場三處，此外，也交換牛羊和其他畜產品，因甘南地曠人少，當地牧民群眾又是逐水草而扎帳居住，所以至鴉片戰爭時，甘南藏區的牧民們仍以牛羊肉為食，乳為飲，并普遍以乳汁大量制作乳油。在《清實錄藏族史料》中有一段青海玉樹頭人告洮州廳都督李達的材料里說：道光元年（1821年）五月“據玉舒鄂納車楞等去夏貿易回牧，行至玉舒呼喇地方，被四川所管格爾族古薩爾旺扎勒父子，合伙果洛克瓦喇木滾蘊端等十余人為首糾約千余人，搶去元寶三百六十七錠、馱牛四千五百七十只，馬二十三匹……”說他們的財物丟失那么多，告知洮州廳都督李達后，他竟然未管。

 

　　上述被四川格爾族古薩爾、旺扎勒父子搶去玉樹財物的驚人數據，完全可以推測出，即鴉片戰爭前的青藏東部畜牧業，確是已有了壯大地發展，至少已是國家的大畜牧基地之一。（甘肅日報特約撰稿人馬旭）